我于1963年应征入伍、1966年入党、1978年转业，在地方企业工作了31年，于2009年退休。

　　虽然已从部队退役40多年，但这一段用热血和忠诚甚至生命铸就的军旅生涯，成为我刻骨铭心、永世难忘的记忆。

　　1963年10月，我家乡村里的大喇叭不停地播放着“一人当兵，全家光荣”“服兵役是每个青年应尽的义务”等宣传口号，村口、街道还悬挂着大红标语。轰轰烈烈地宣传氛围，使我顿时萌生了报名参军的念头和行动。当时，在我的家族中有6位兄长已经成为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其中有3人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截至目前，我的家族中已有10多人先后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后经武装部体检、政审，一切都很顺利地通过了。过了几天，我便接到《入伍通知书》。那一刻，别提自己有多高兴了。离家出发那天，新兵都集结在火车站。眼看着一大批新兵都上了火车出发了，但我们40多人竟没跟着一起走。我们感到很疑惑，便去问了接兵的干部。他说：“你们是专门选出来的‘高原兵’，身体素质更好的才能上高原。”

　　当时，我们根本不懂什么叫“高原兵”？直到第二天，我们才和周至、兴平、三原等地挑选出的新兵战友一起登上了西去的列车。那是运货的那种“闷罐”式列车，车厢地板铺着麦草，拉开背包就可以在麦草上睡觉。一路上，因为要给掐点运行的火车让路，插空才能开。于是，走走停停，整整用了5天4夜才到达新疆吐鲁番大河沿火车站。我记得：那天出站时天在下雪，站外停着一排解放牌有帆布篷的大卡车。我们上车后，把背包摆成四行，大家坐在背包上。车开了，摇摇晃晃又走了6天，终于到了地处南疆的一个小县城——英吉沙县。

　　为什么这一段路要走6天才能到呢？因为当时从北疆到南疆的公路，只有一条很普通的石子路。由于很多路段被山洪冲断，到处都是坑坑洼洼，有的路段也变成了搓板路。那时，军地条件都差，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来维护保养公路。车队行进时，前车扬起的尘土使得后车在10米之内什么也看不到。坐在车厢后边的同志，下车后头上、脸上、鼻子里全是土。

　　我们到达英吉沙县后，被安排在一个叫芒申公社的库房区住下。全连除了班长、排长和连队干部是老兵，其他全是新兵。

　　我们住到简易营房后，经过3个月的新兵训练。之后，我被分配到司令部警卫排当警卫员。那时，我对部队内部的事啥都不懂，也没多想、也不敢多问、更没有任何要求，领导让干啥就干啥、一切服从分配和安排。

　　记得当时警卫班来了两位同志，帮忙用架子车把我的背包拉上，我便随他们来到了司令部警卫班，睡得是木板床大通铺。到司令部刚一个星期，有一天早上正吃饭，班长通知我说：“你吃完饭收拾行李，跟支队长上山（支队长叫王秀森，后来调任六师当副师长，再后调任塔城和昌吉军分区司令员）。”我坚定地回答道：“是！”这是我第一次接受任务，上什么山、走什么路、要走多久、到什么地方、何时回来，我一句都没问。

　　收拾好需带物品，我就跟坐上了一辆给山上送给养物资的解放牌大卡车往山上走。一直到天快黑，才到一个兵站，吃了晚饭便休息。第二天，从叶城出发就遇到一个达坂。之后，每天都要翻越达坂，且山路难行。由于很多达坂海拔在6000米左右，常有从山上流下的水将路段冲毁。山高天寒、山上下雪，很多路面窄且结冰，而且都是盘山道路，司机只得小心翼翼地目视前方、谨慎开车。我坐在车上向下看，下边盘山道上的车好像就在我们车轮下；向上看，上边道上的车就像在我们头顶上跑。遇到前方会车时，只能是一辆车停在拐弯处，等候另一辆车慢慢挨着开过去后才能走。这条路，就是当时通往阿里的新藏线国道，也是号称西域边陲的生命线个达坂（山顶的隘口，高原上山与山的连接处），有的达坂山顶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走了6天，我们到达阿里噶尔县昆莎。部队驻地是一个大院子，周围有一米多高的土围墙；院子周围不远处四面环山，山顶上是常年不化的积雪；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最高海拔6554米。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明白：这就是当时接兵领导所说的“我们是‘高原兵’”。我们这个部队，番号是阿里骑兵支队，是在进藏英雄先遣连基础上组建的，曾被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授予“高原劲旅”的荣誉称号。

　　我们部队驻守防御的地方，就是喀喇昆仑山。实际上，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世界屋脊”“生命禁区”。在那里，生活非常单调，没有任何通讯信号，连收音机都没用，更没有娱乐设施。吃的方面，主食是以大米和面粉按4:6比例，有肉、主要是罐头，因为这些比较好运送。想吃新鲜蔬菜和软食品，那就更难了，因为运不到各哨卡去。平时吃的副食品，大多都是铁皮箱子装的干货或罐头菜，像什么豆角罐头、豆腐干罐头、干洋葱、干莲花白等，炒鸡蛋实际上也是铁皮箱子装的蛋粉，因为鲜鸡蛋根本送不到山上。

　　外出执行巡逻任务，只能吃自带的压缩饼干、压缩炒面，喝得是自带水壶装的白开水。由于水壶不保温，喝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冰凉的；喝完了，只能就地取材找水潭或小水沟的水来解渴。在冬天，渴了就吃冰块，或抓一把雪。那时，由于没什么环境污染因素，高原上的雪和冰还是很干净的。

　　给各个哨卡运送的各种物资，必须在当年10月之前运过去。否则，11月份山上下雪，到各哨卡的路就被雪封死了，只能等到第二年5月份从山沟两头人工挖开一条路，车才能开进去。所以，必须要在大雪封山之前运进去至少够一年用的食物和取暖等生活物资。

　　阿里地区喀喇昆仑山气候恶劣，天气变化无常，一年几乎感觉不到四季更替，七、八月下大雪是很常见的事。那里空气含氧量只有内地的40%左右，严重缺氧。干部战士军训、外出执行任务、巡逻都要走路、爬山坡，经常累得气喘吁吁，有的同志甚至经常感到头痛。

　　我记得：有一次南疆军区司令员刘发秀视察边防哨卡要爬山坡到哨卡去看看，他每走几十步就得休息一会儿。哨卡的战士，因为缺氧时常头疼难以入睡，有的同志干脆用背包带从前额到后脑把头绑住。还有就是，高原上紫外线太强，大家的脸都被日光辐射成了紫茄子色，并且常年脱皮，下嘴唇基本上都会裂开口子。

　　记得1972年，我们去湖南接新兵，当时我担任新兵师参谋。把新兵全部安排上了火车后，我顺便回家探亲（已经两年没回家了）。在火车上，有一位男列车员对我很客气，和我闲聊一阵后他问我多大年龄？我说：“你看我有多大？”他看着我的脸说：“咱俩年龄应该差不多吧？”我问他多大了，他说32岁，我便说咱俩确实差不多。实际上，那年我才25岁。可见，长期驻守在高海拔的喀喇昆仑山上，那里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我们过早地显老了。

　　平时的训练，一般不让戴手套，手都冻得通红，个别同志的手甚至冻肿了；外出巡逻，因为到处都是雪地，不戴防护眼镜很容易患上雪盲症，眼睛红肿什么都看不见。大家有几句话形容那里的艰苦环境是：“抬头望见是雪山、出门走上戈壁滩”，“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饱”。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我们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这就是我们军人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

　　当然，现在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的边防部队各方面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军区作战室的大屏幕上，就能看见各哨卡的状况；一旦有情况，马上就能从屏幕上看到，哨卡立刻进行现场报告，部队马上就能快速到达出事地点。现在部队的装备，已全面更新，通讯网络很发达，无论是机动性还是战斗力都与以前不能同日而语了。阿里已修建了飞机场，紧急情况下给各哨卡运输物资或接伤病员都是用直升飞机，再也不用担心大雪封山。有了冷藏车，不受气候影响，各种物资都能按时运到各哨卡；有的哨卡，还搭起了塑料大棚可以种植蔬菜，战士们的生活有了很大地改善。

　　过去的通讯只能靠发报机联系，现在手机、网络、大屏幕随时都可以视频对话。现在轻便、防寒的高科技穿戴材料，代替了以前的棉制品、皮制品等笨重且不方便的材料，水壶也是保温的。我相信，今后部队的装备水平与生活条件会更加先进。

　　守卫祖国边疆10多年，我身体留下了不少毛病，还有一次差点把命留在了高原。那时，我们驻扎在喀喇昆仑山三十里营房，这里是喀喇昆仑山的腹地、是219国道上一个标志性的地方，也是新疆通往的交通要塞。有一部由著名演员李幼斌和殷桃主演的29集电视连续剧《在那遥远的地方》，就是依据三十里营房医疗站发生的线日九游会J9综合，我从三十里营房下山到南疆六师师部报送《军事实力报表》。

　　当时，乘坐一辆北京212吉普车，车上坐了三个人。临下山时，参谋长杨南元、副参谋长杨克荣反复给司机交代，路上开慢点、注意安全。但是，由于司机是个新手，当走到喀喇昆仑山胜利达坂时，他在一个拐弯处跑错了路。我正打算提醒司机，刚“唉唉”了两声车就从拐弯处翻下了山。我当时坐在副驾驶位置，由于正转身想提醒司机没抓任何把手，结果一头就撞到了前挡风玻璃上。玻璃碎了、头上鲜血直流，神智当时就有些不清醒了。另外两人，一个把脚扭伤了、一个肩膀碰伤了。他们发现我受了很重的伤，赶快让司机检查车。车前边虽然碰了一块坑，经司机检查还能开。

　　于是，很快就来到最近的兵站，给我做了简单地包扎。同时，给师部打电话说明了情况。很快，师部派了一辆小车、来了两位老练的司机把我们接送到师部医院。经诊断，确定我是脑震荡。这次事故，差一点把我只有25岁的年轻生命定格在了喀喇昆仑山上。在部队的10多年里，尽管很艰辛、也多次遇到危险，但在选择当兵保卫祖国边疆这一决定上，我始终无怨无悔，并为一生中有这么一段服役的经历感到光荣和自豪。正如战友们常说的那样：“宁洒一腔热血，不丢一寸国土”。这——就是一个军人永恒不变的信仰。

　　我们的付出，是彻底无私的，但也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我们的很多战友，永远留在了雪域高原这片热土上九游会J9最新。因为我们是军人，保家卫国、捍卫和平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生把青春献给了这片土地，死用鲜血凝结成边防线上一把热土。为了祖国的边关、为了，我们舍得拼命、敢于拼命。雪域高原的每一片热土，都混合着我们七尺男儿的热血和忠魂。我们站立的地方是中国的，我们用生命捍卫祖国的热土，哪怕再辛苦，祖国的一寸土地也不能丢。这，就是我们作为中人守卫祖国边疆的誓言！

　　在部队服役10多年，受到正规教育和训练，使我认识到部队的确是一座大学校、大熔炉。部队不仅使我学到了很多军事技术和理论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我对中国党的认识，更加坚定了跟党走、听党话的决心。同时，我认为只有中国党才能救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更加强大。有党领导的全国人民，才能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才会越来越好。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平、国家经济建设与科技发展、国防军事强大等方面，已经得到了充分地证明。

　　在部队服役期间，受党教育多年使我终身受益。我不仅懂得了怎么做事，更加懂得了如何做人。正像人们常说的“要想做事，首先要学会如何做人”。我认为：做人心诚是修养、品正是美德，要本本分分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人的一生中，最难求的是真诚、最难遇的是坦荡；不做作、不敷衍，就是一个人的最大坦诚。这些道理，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在我转业到地方后，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不忘部队的优良传统，诚恳做人、踏实做事。虽然退役了，但永不褪色力争继续多做贡献。

　　1978年，我转业分配到轻工业部西安风雷仪表厂工作，曾任车间党支部、劳资科副科长等职务。在劳资科工作期间，因刚从部队到地方，很多方面都不懂。为做好工作，我一方面积极参加省轻工厅有关部门举办的业务，一方面经常请教领导和周围的师傅们；另一方面，认真学习有关政策和规章制度，很快便掌握了大量劳资管理方面的知识，并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在车间时，我不仅抓好党员的管理教育，而且积极主动配合车间主任的工作，确保了车间生产任务保质保量、顺利完成。

　　1985年下半年，我调到西安十万吨啤酒项目筹建处。当时，时任西安市副市长马振华是该项目组的组长。项目建成后，改名为西安汉斯啤酒饮料总厂。筹建期间，我担任人劳科长，负责人事劳资、安技保障等工作。因工作量很大，经常加班、加点，每天工作量都超过10个小时，而且由于当时太华路交通不便，到城里有关单位办事，骑自行车来回要走约20公里路。因筹建处没有食堂，我们在钟表材料厂食堂吃饭。

　　由于经常早出晚归不能按时吃饭，回来晚了只能吃凉菜剩饭。经常加班与饮食不规律，结果使我的胃出了问题。有时骑车进城办事，骑在路上胃病发作很难受。于是，只好下车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推着车子，走一会儿好点再继续骑行坚持到城里把事办完。但是，终因劳累过度胃疼得很厉害。在同事们的督促下，我去西安四医大附属医院（现在的西京医院）检查，诊断结果为严重的萎缩性胃炎和胃窦炎，医生要求必须住院治疗。住院期间，因当时有些工作无人替代，我经常在下午医院“放风”时让厂里来车把我接回单位处理有关工作。快下班时，又用车把我送回医院。就这样，住院近两个月时间我毫无怨言，力争尽快完成领导交给我的各项工作任务。

　　1988年，厂里又让我到车间工作了近两年；1989年，调任厂组织部任部长兼武装部长。当时，部门只有我和一名干事。我们俩人积极努力、相互配合，虽然工作量很大，但加班加点保证了工作按时完成，且从未给领导提出任何要求，也没有让领导发加班费或换休。1996年12月，汉斯啤酒厂与青啤集团合资成立了青岛啤酒西安有限公司。当时，把原有的政工部门全部撤销。

　　后来，成立了政工处，由我担任处长并配备了一名干事。我们俩承担了原政工部门的各项业务工作，整天忙得没有一点休息时间，而且还得外出检查工作。尽管事情很多，我们也没有耽误任何一件工作。公司成立后，我被任命为纪委兼总经办主任；一年后，又被任命为党委。虽然不兼管总经办工作，但仍让我兼任纪委和工会主席、监事会主席、党办主任、销售公司支部等职，而且分管行政处工作。虽然分管了这么多工作，但我积极努力，确保了各项工作任务按时按节完成。

　　按照青啤集团规定，我于2002年2月内退。之后，被西安大明宫实业集团聘任为集团监事部经理，在集团工作6年。我们这个部门，负责集团各公司审计，参与行政管理、干部选拔任用考核、所有工程招投标、各施工队的承包合同、材料供应合同审查，工程验收，各公司及集团各部门合同签订审查等事务。其中，合同签订审查由我负责。6年时间，经我审查的各类合同，未发生一例纠纷和失误，不仅保证了工程质量和按期完成，而且为单位节约了大量费用。

　　尤其是担任西安市第十三届代表期间，为使大明宫地区、未央辖区，以及西安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社会治安、老百姓生活等方面得到不断提升和发展，每次召开市代表会议前，我都要对提出的合理化建议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咨询，使建议更加合理、更加具体有效。担任代表期间，我提出的合理化建议10多条，99%都被西安市有关部门采纳落实。如：当年提出的太华北路接绕城高速路建议；西安市各农贸市场存在脏、乱、差，短斤少两、小偷泛滥治理建议；啤酒路拓宽翻修改造建议、啤酒路西口与太华路相接处红绿灯安装建议；太元路中间铁路专用线道口段拓宽建议；等等。

　　而且，每年在代表提出的500多条建议中挑选出20多条作为市政府督察室和市两级重点督办的建议中，就有我提出的一条。有一年，有我提出的2条合理化建议：一条是当年252号“关于做好道路修建的组织协调工作，防止遗留尾巴工程的建议”，一条是当年345号“关于对全市重点建设项目用地等问题给予优惠政策的建议”。

　　虽然，多年来为辖区及西安市建设发展做出了一些贡献，但我从不因此居功自傲、从不因此摆出架子、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从不以权谋私，始终踏实工作，积极努力为本辖区、为企业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做贡献。在企业里，我一贯坚持为广大职工着想，从不为难大家，尽最大努力为企业的建设发展着想，为职工办好事、办实事。虽然，在位期间没有更大的作为，但我会尽最大努力做事。

　　所以，在很多方面得到各级领导和群众的认可。我的努力和付出，也得到各级党组织的肯定，曾被单位年年评为先进工作者或优秀党务工作者，被西安市轻工业局党委、西安市总工会、西安市轻工工会、西安市轻纺工会委员会、西安市委工交委员会、西安市委等组织和单位授予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市总工会优秀经审干部等。有一年，还被西安市委和西安市政府联合授予“西安市模范军队转业干部”荣誉称号。在我担任青啤西安公司纪委期间，被青岛啤酒集团党委授予“廉洁勤政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2008年，西安大明宫实业集团为我颁发了奉献奖牌；2016年12月，被未央区党工委、未央区文明办授予“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典型”荣誉称号；2017年，被太华路社区党支部、居委会授予2016年优秀志愿者称号；2021年12月，被大明宫太华路社区支部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授予“优秀志愿者”光荣称号。

　　陕西省咸阳市钓台街办西张村人，1947年2月出生。1963年12月应征入伍，1966年加入中国党，历任阿里骑兵支队警卫排战士、班长、代理排长，新疆军区某师某团代理排长、营部管理员、团司令部管理员、军务参谋等职。1978年年底转业，先后担任轻工业部西安风雷仪表厂安技员、车间党支部、劳资科长，西安市汉斯啤酒厂人劳科长、车间党支部、组织部长、武装部长、党办主任，青岛啤酒西安有限公司政工处长、党办主任、总经办主任、工会主席、纪委、监事会主席、党委等职。2002年 3月内退，任民营企业西安市大明宫实业集团监事部经理。2007年2月，正式退休。原文编辑：曹益民 赵苏平 巩天宝